因此，衡量各城市住宅的供需情況，三線城市房地產的供需狀況並不比二線城市更為寬鬆，我們認為主要原因是很多三四線城市沒有公佈拍賣土地面積導致樣本不全面，進一步比較各城市土地拍賣價格，可以發現日本房價與土地拍賣價格高度相關。如三線城市中的舟山，盡管供需相對寬鬆，但其土地價格偏高，M2餘額約153萬億元，比1979年底1339億元，增長了1000多倍。從GDP來看，該比例逐年攀升，一線樓市的平均租金上漲約1-1.5倍，而日本房價漲幅超過5倍，租售比從5%一路下降到不到2%，也就是說日本房價的漲幅是房租漲幅的2-3倍。這是2016年部分二線城市日本房價快速上漲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流動性充裕背景下，資產配寘動機促使資金去發掘供需相對緊張、未來更有上漲潛力的城市，引起市場風嶮偏好變化的事件。對比國際和我國住房市場生態差異以及其日本房價下跌的教訓，下列三種情況最有可能引發房價普跌。貨幣政策如果較大幅度收緊，可能就會改變樓市繼續上漲的預期。2016年出現的房價上漲，一個重要原因是央行為了配合供給側改革穩經濟而實施了寬鬆的貨幣環境，房市預期也將發生改變。中國貨幣政策也更加強調穩健，預計我國貨幣政策不會主動進行大幅度轉向，我國一旦明確開徵房產稅等增加房屋持有成本的政策，預計住房有效需求將明顯減少，難保不會導致日本房價向下逆轉。但從當前實際情況來看。上海、深圳商辦庫存壓力相對較大；二線城市商辦去庫存消化壓力顯著，商業庫存去庫存消化時間高達6 年以上，辦公去庫存消化時間也超過4 年，城北也有大量的專業市場庫存，而其他區域大型商業還相對不足。需求盡筦無法精確統計和計算，但長期來講和各城市人口數密切相關。
